中国经济正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数字化，则是其最耀眼的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国数字经济取得较快发展。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占总数98%以上的中小微企业，无疑是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也是难点。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助力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中小企业深化转型认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批准，全国政协将“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列为2023年重点协商议题，纳入年度协商计划，于4月中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为筹备好这次会议，民革中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成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两会”前夕邀请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负责同志介绍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相关政策和面临的难题等，并于3月20日至25日在浙江、安徽开展调研。
调研组深入浙江省杭州市、金华市和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的园区、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与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家等进行座谈交流，全面了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从调研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喜有忧，认知差异大，潜力也巨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的判断，其实也是调研组成员的普遍感受。
大家耳熟能详的“傻子瓜子”、洽洽、三只松鼠总部都在芜湖。
“傻子瓜子”坚守传统，市场占有率波动小；洽洽追求创新，解决了炒瓜子磕牙、香料黏手等问题，市场扩展很快；三只松鼠作为后起之秀，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10年间就打造出一家百亿级炒货企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原部长高津提出，高度关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二八现象”。“现阶段，20%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得比较好，面临的是升级问题；80%的企业做得一般，面临的是数字化普及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
高津提出，根据处于不同阶段企业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开展分类服务、指导，鼓励先行者，积累经验，带动后进，有的放矢，效率会更高。
“要做到数字化一个都不能少。”全国政协委员，龙信数据研究院院长屈庆超说，中国市场主体的发展必须从“增量”的上半场，进入“提质”的下半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以企业为中心，要围绕让中小微企业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活得更有质量开展工作，破解转型的堵点难点问题。
中小微企业中，哪个行业数字化做得最好？全国政协委员，中泰证券总经理冯艺东认为，餐饮业即便不是最好，也应排在前列。
这是一个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的场景：现在，无论是两三个人的夫妻店，还是数百人的豪华餐厅，手机点餐、结账几乎成为标配。
冯艺东分析说，与传统现金支付相比，数字化带给餐饮店的进步肉眼可见：消费端，可以精确掌握“什么时间段客人多、什么菜最受客人喜欢、单台消费额在哪个价位区间最多”等关键信息，提高生产针对性；管理端，每一笔进项，都及时在软件中体现，可以避免收银环节的腐败等。
“发挥市场化力量，培育服务商是关键。”冯艺东补充说。
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调研组成员一直在关注、思考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燕瑛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产业链上。“浙江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形成集群式协同发展格局，有效、经济，打造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燕瑛进一步解释说，从北京、浙江、安徽等地经验看，发挥链主企业、平台企业、龙头企业作用，赋能缺人、缺钱、缺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生态，从而有效促进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
全国政协委员，麒麟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谌志华对平台企业的重要性也很关注。他认为，从调研情况看，浙江、安徽都打造了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平台，运转良好，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打造自主可控的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尤为重要。其中，平台安全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傅川认为，创业者应高度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比如元宇宙技术。植根于元宇宙的形象，天然具有时尚要素。“一个元宇宙中的明星主播，可以同时在不同场景下出现，实现真人无法完成的分身效果。”傅川委员解释说。
如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调研组成员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析说，我国的数字化从消费领域起步，为各产业、行业的数字化探索了路径。同时，企业数字化却发展较慢，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原因之一是，基于云计算的“软件即服务”（SaaS）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可以借鉴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做法，为中小企业购买租赁数字化软硬件应用提供专项补贴。”刘尚希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银万国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认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是一个分层、分级推进的过程，重点是推动管理数字化、制造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当下，有3种解决方案。通用平台类方案比较好用，发展相对好；个案类方案虽然成本高，但供给比较有动力；相对短缺的是分型类平台解决方案，按什么标准分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较模糊，各地探索也不一样。
针对不同的解决方案，政府的支持方式也不同。“在支持方式上，政府可以采用评级、购买服务等方式促进其发展。但平台一旦运营失败后怎么办？这个需要引起关注，作好预案。”杨成长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唐冬生认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应分层设计，培育完整的公共服务平台生态系统。一是建立全国性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主要解决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建立若干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可以是市、县或区，形成相应的服务标准。三是地方性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国资、民资都可以参与，性质是公益性，政府提供相应补贴，主要放在市级、县区为主，对当地企业进行诊断，提供服务及相应产品。四是专业性平台，聚焦在行业、产业集群，以市场化服务为主。
“扎扎实实调研，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行动。通过调研，全面地了解真实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在基层找到了老师，发现了新的动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国生在调研组内部讨论会上说，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坚持问题导向，发表真知灼见，出实招，出实策。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逐步梳理出更高质量的智慧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和推动决策落实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04月14日第01版）
